编者：改革开放30年，中国社会变化之大，举世可鉴。现在，站在历史的新坐标前，反思过去，可以增强自信，加强对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的清醒认识；展望未来，更有利于探明前进道路，构建全社会的共同愿景。值此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，本版特设“改革开放30年纵横谈”专栏，以裨大家畅言。

　　对当代中国经济而言，有一个最大顽症，就是“二元结构”。尤其是城乡经济的“二元化”问题，虽经改革开放30年努力，仍没有解决，甚至在某些方面，城乡社会的经济落差仍有扩大之虞。

　　现在，随着国内外经济格局出现深层次结构性变化，特别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正在寻求新的突破，从经济安全、社会和谐，以及生产诸要素之间价值关系的重估角度看，可以说，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根治“二元结构”的基本条件，已经为下一轮改革开放提出了影响更为深远的历史新命题。

　　说到“二元结构”，其实，这不是一个大家陌生的话题，而是有上百年历史的老问题。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演进的过程中，其“二元结构”的特征，正如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所揭示的那样，和多数工业化国家初期面临的规律性问题没有太大差别。

　　只是这种“二元结构”，表现在中国，主要就是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；表现在中国农村，就是典型的“三农问题”。这个问题，从上世纪初，中国开始探索工业化道路，就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。例如，繁华的城市与凋敝的农村，曾经几度成为十分扎眼的社会景象，让人忧心。

　　而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，面临的是经济崩溃的悬崖。因此，选择以部分沿海城市为突破口，搞经济特区，推行部分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模式，既是历史条件所限，是这一轮改革开放不得已的选择；也是积累资金、技术，培育市场、重构产业，为经济腾飞做准备的必然选择。但其付出的代价之一是，经济的“二元化”问题，特别是城乡经济的“二元化”问题更为棘手。